婚姻的 契约精神 ，在张工亮这里轻如鸿毛。2001年，仅仅因为无休止的争吵与压抑，他丢下一句“外出打工”，便将妻女与责任一并抛诸脑后。这种拍拍屁股走人的潇洒，本质上是极度自私支配下的责任清零。他倒是自由了，可留在原地的刘固芬却要独自吞下这枚苦果。落户无门、抚养受阻，生活硬生生把一个妻子逼到了去法院申请宣告丈夫死亡的绝境。 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统计数据揭示过一个冷酷的现实，在类似下落不明引发的身份关系中，原告平均需要耗费3至5年时间才能走完公告与举证的漫长程序。刘固芬在2012年递交那份申请时，心里的温度恐怕早就降到了冰点。宣告死亡制度设立的初衷，本是为了打破悬而未决的僵局，保护被遗弃者的生存权益，但当“拟制死亡”遭遇真人归来，法律那套严丝合缝的逻辑，立刻就显现出了笨拙与尴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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